方言在纪录片中的“出走”与“回归”

纪录片《李文漫游东湖》 汉语普通话 / 武汉方言

方言作为一种地域符号，是地域文化的象征。在采用了方言的纪录片与观者的互动过程中，观者通过故事与环境、人物进行对话，完成了一场短暂的群体归属，并从中寻觅文化记忆与个人情感，从而自我的身份认同得以建构。比如在纪录片《四个春天》里，导演采用贵州独山话作为人物语言，包括日常对话与独山歌谣。这种方言与地方歌谣的呈现，不仅使故事更具生活气息、市井特色，同时唤起了贵州人的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方言虽不能帮你回答“你是谁”的哲学思辨问题，但方言却是让你记得“从何而来”的文化图腾。

纪录片《四个春天》 贵州独山话

文化表征与意义再造

英国文化研究学派的著名学者斯图亚特·霍尔曾提出，“表征是经由语言对意义的生产。”

纪录片中的方言正是一种文化表征，并完成了它的意义再造。借由方言，纪录片记录与传递了特定的地域文化，保留并传播了当地文化与民情民俗。这是对文化的传承，当然对方言本身的记录也是一种文化传承。正如方言纪录片《陕北话》，以“陕北话与原始文明”、“社会变迁和陕北话”、“陕北民歌中的陕北话”等多个主题对陕北话进行呈现，从而展现陕北土地的地貌特色并完成了对历史文化的传承。

方言由于地缘而具有区域性，使用人群也具有固定性。但由于社会流动，方言也随人流而具有流动性，进而发生了方言与普通话之间、方言与方言之间的交流与碰撞，形成了“川普”、“陕普”略带嘲弄的定义，但也形成了“老乡见老乡”的感性场面。也正因为此，亚文化人群在纪录片中寻觅着方言的存在时，情感记忆与乡愁文化的存在便变得尤为明显，这也正是方言在纪录片中的力量与魅力所在。不然贺知章怎会在早在一千多年前的唐代就发出了“乡音难改鬓毛衰”的感慨。

纪录片《我最后的秘密》 汉语普通话 / 吴语

同时，即使在主流语言普及化的今天，方言在代际传播中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微纪录片《吴语》中，人们也承认在生活中、在和父母交流过程中仍然用吴语。方言在代际传播中更像是一种情感纽带。借用这种情感力量，方言也建立起了纪录片与观者之间的情感桥梁与粘结。

纪录片中方言的困境与出路

但不可置否的是，方言却又正是因为语言障碍与韵味的难解使其在跨文化传播中受到障碍，国际化也受到质疑。方言的地域与语言的局限，导致了受众的有限性，传播效果的不佳使采用方言的纪录片成为受众市场的边缘者，从而使纪录片的意义实现受到了阻碍。方言在纪录中不得不开始它的“出走”，但这种“出走”是不情愿的。

纪录片《最后的棒棒》 重庆方言

不论是对故事人物真实性的呈现方面，还是受众情感诉求、文化追忆的满足方面，纪录片中的方言都有其意义所在。同时，作为一种亚文化的存在，正是方言使得文化更加多元与丰富，也是一种对全球化下“文化单一”、“符号暴力”的有力回应。在全球化下的符号世界，正是方言象征的多元地域文化给予了文化霸凌、符号暴力以强有力的回击，促进了多元文化生态的形成。因此，纪录片中的方言艺术不仅是对语言本身的记录，也是对传递多元文化、保护多元文化的呼吁和发声。

纪录片《我只认识你》 上海话 / 汉语普通话

至于语言障碍、韵味难解的问题，纪录片在方言运用过程中也在进行不断的尝试与解决，比如方言场景交流辅之以普通话的讲解、字幕与丰富视觉画面的辅助，都能帮助方言作为声效问题的解决。纪录片《最后的棒棒》就是以方言沟通结合普通话讲解的形式来完成影像的记录。当然在纪录片中的方言应用还有更多的路径可以探索，并且仍在不断探索之中。

这将会是一场属于方言的 “回归”，它将带着一种全新的姿态“归来”。

这也是一场方言在纪录片中的“出走”与“归来”之旅。

是文化本质的归位。

其实也是我们对“记忆”与“根”的寻觅与追问。

监制：何苏六

主编：韩飞

责编：吴禾昆张嘉琪

图文：胡淼返回搜狐，查看更多